王聿诚

梅花节时梅烂漫。樱花也在春天开放。日本人爱樱花，中国人爱梅花。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梅花也被国人视为国花。两者都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图腾意义。从两者所具有的信仰的力量来看，可以说日本人是拜樱教，中国人是拜梅教。而两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樱花的花季是４月，樱花的花期不长，只有一周多一点。这时候，日本各地都会举行大大小小的“樱花祭”，亲朋好友在樱树下铺上席子或塑料布，摆上酒菜，喝喝、唱唱、跳跳。樱花的特征是一齐绽放和飘落，在日本人的眼里，这种同生共殒的关系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很相似；而凋谢比绽放更美，如同慷慨捐躯的武士之魂，当年日本军歌中就有这样一句歌词：“我们像樱花凋落那样为国捐躯。”。这种对轻视生命价值的凋谢美的偏爱自然不值得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人歌颂。樱花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度同质化，常常让国民抛弃正义、良知、个性去求“和”。如上野公园是樱花盛开的地方，也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狂欢的重要场所，“各式各样的花车上挂着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当国人的头颅与樱花“叠印”在一起，国人该做如何感想。

梅花原产中国，为我国廿番花信之首，是高尚情操的象征。在梅之前，诗人是用各种“香草”来代表高尚的人品。屈原的《离骚》中就写了许许多多的香草，“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是唐朝丞相宋璟的《梅花赋》让梅花成功取众香而代之。他在赋中指出了众花的弱点：“艳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有的“朝开而速谢”，有的“夕秀而遄衰”，那如梅花岁寒特妍，独步早春，表现了不移本性的“君子之节”。

梅的高大形象，就像一尊雕像，是在许许多多诗人的接力雕塑下，逐渐清晰、丰满起来的。爱国诗人陆游在这在方面居功至伟。他 在《雪中寻梅》诗中写道：“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风饕亦自知。正是花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关渠。”元代王冕的《白梅》诗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和明代诗人高启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与之一脉相传，都是赞颂梅的高标逸韵，超凡脱俗，绝不同流合污。这是屈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精神的传承，也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和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肯定。杨维桢的“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咏出了梅花傲雪凌寒、英勇无畏的坚强意志和战斗精神。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和毛泽东的“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则表现出了梅的豁达胸怀。

梅既热爱生命，也视死如归，且死而不已。陆游诗词云“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铁骨铮铮的梅于是就成了气节的化身，就具有了对忠臣旌表的牌坊意义，如雨花台建文忠臣方孝如墓前曾植有一双梅树。史可法选择死后葬于梅花岭上，以“冰心铁骨好伴取岭上梅花”来作为对自己人品气节的肯定，赢得千秋共仰，不仅“魂傍梅花万古香” ，还“千秋自有姓名香”。

梅的形象如此崇高，无怪乎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要对梅跪拜，就连为世人所不齿的大汉奸汪精卫也要选择死后葬在梅花山，想用梅花来欺世盗名。

问题在于，尽管梅花在民国时已被视为国花，南京等一些城市也搞了多年的梅花节，现在也不能说国人的血液里已渗透了梅花精神。毋庸讳言，信仰危机、崇权拜金、黑厚行道、诚信丧失等社会现象的存在其实就是梅精神萎缩的表现。眼下，赏梅的风气尚不够浓厚，梅花节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节日，这同日本樱花祭的盛况相去甚远。在一些人的人眼里，赏梅依然是诗人的事。因此，梅文化的传播，梅精神的培植，还是一个需要花大力去做的事。这不仅需要增加梅花的种植区域，让赏梅成为春时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更需要对梅文化的丰富内涵的进行广泛的宣传。只有“像梅一样做人”成为国人的坚定信念，梅文化成为全民文化，梅花盛开在国人的心里，国人的素质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想，一个宛如香雪海的民族，是会让全世界敬畏的。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

夫子庙的仿古建筑王谢古居，因为将两家纳入一个门里不合情理遭到多方批评,遂更名为王导谢安纪念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错误并非今人首创，宋代的〈〈景定建康志〉〉在介绍宋代的乌衣园时就有“王谢故居一堂扁曰‘来燕’”之说，今人只是易“故”为“古”。其实，不仅乌衣园、王导谢安纪念馆是纪念性的建筑，就连宋以后的乌衣巷也只是纪念性的——既不是历史的遗筑，也不是遗址。

“长干桥外即乌衣，今著屠沽卖菜儿。晋殿吴宫犹碧草，王亭谢馆尽黄鹂。”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在金陵城南散步时吟出的绝句。宋人认定当时长干寺北面的一条小巷（今扫帚巷）即六朝时的乌衣巷。南宋建康知府马光祖在其东面建造了乌衣园。明代乌衣巷“漂移“至今址，尽管顾起元不屑地称其为“委巷”。顾起元根据刘禹锡的《乌衣巷》诗判断，乌衣巷当与朱雀桥近，应当在剪子巷至武定桥一带。其实刘禹锡的《金陵怀古》乃是遥怀，写时他根本未来过金陵，详情他也不清楚。

古人的失误在于，忽视了判断乌衣巷所在的真正参照地标是骠骑航。《景定建康志》也曾引述：“谢安宅在乌衣巷骠骑航之侧，乃秦淮南岸，”对此历代地方志都没有异议。但《乌衣巷》诗给人造成乌衣巷与朱雀桥相近的的错觉，竟让骠骑航成为迷津。民国时的《首都志》《南京小志》都误说在今钞库街。骠骑航也叫小航（相对于大航朱雀桥而言）、东城桥、东府城桥，所对的是六朝东府城。据唐代的《建康实录》等史料记载，东府城建于东晋，在“县城东七里清溪桥东，南临淮水，周三里九十步”，本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住宅，时人呼为东府。晋安帝义熙十年，后来的宋武帝刘裕据此兴建城垣，名东府城。清溪桥即今淮青桥，故东府城在今钓鱼巷一带。骠骑航就在今钓鱼巷和东关头之间的河面上。因此乌衣巷当在今东关头附近。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对这句诗，宋人谢枋得《唐诗绝句注解》的理解是“功臣王、谢之第宅今皆变为寻常百姓之室庐矣”。清人施补华则说“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这句诗还生成了一个成语叫“燕入他家”， 表示基业易主。诗人对诗句的理解则着眼于“兴亡”： “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宋周邦彦《金陵怀古》）；“笑乌衣、不管春寒，只管说，兴亡话。”（宋黎廷瑞《水龙吟·金陵雪后西望》）。而在在米芾女婿、金代词人吴激的《人月圆》词里，旧时王谢堂前燕指的则是飘零他乡沦为歌妓的的原北宋的小宫姬。这样的解读，乌衣巷的燕子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感伤色彩。

作为名门望族聚居地的乌衣巷，是东晋王朝的缩影。东晋王朝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其特点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西晋末时，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迭现，中原人士纷纷避乱江左。“五马渡江，一马化龙”，威名未著的琅邪王司马睿正是在琅邪王氏兄弟王导与从兄王敦的同心翼戴下才得以登上皇位“化为龙”的。‘王与马，共天下’既是当时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也奠定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格局的基础。此后以郗鉴、庾亮、桓温、谢安为代表的各门阀士族先后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担纲，“与马共天下”。

 门阀政治的存在与当时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官员遴选制度密不可分。九品中正制本来是依据曹操“惟才是举”的思想在曹丕时创设的。中正主要是从家世、道德、才能三方面评议人物，为朝廷推选官员。由于中正官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担任﹐在中正品第过程中﹐家世的分量越来越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的不合理现象也就成了官场常态。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的改变开始于统一后的隋朝。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建立了最具公正性的、只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国家考试制度，以后历朝逐步发展、完善。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存在了1300年。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种种缺陷，但其体现的公众性这一点毋庸质疑。有人统计，在明清两朝的进士当中，将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过书、或读过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

从这点上来说，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乌衣燕子乃是让人欣然的燕子，是公正之燕。至今它还飞舞在高考、公务员招考的考场上空。遥望翘角翼然的明远楼，我想，生活的天空应该有更多的公正之燕翩燃飞舞，社会的各个角落应该让更多的公正之燕安然筑巢。这样的时代画卷，这样的意境，是任何乌衣巷诗意图都不能比拟的。

 

南京雨花台中学高中部   王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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